“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美国《纽约客》杂志即将在1月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刊出以此为题的长文，并在副标题写道，“因为特朗普舍弃了美国的全球责任，中国正尝试收拾残局”。

2005年就开始在中国工作的《纽约客》资深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深谙“套路”，以相当长的篇幅表达了对特朗普放弃全球责任的不满，暗示中国崛起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主动退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处心积虑地积累国力”。

作者努力将中国今天的行为装入美国昨天的模子，将中国刻画为一个通过向外输出意识形态、提供安全服务、伸出情报触手、并试图以高科技控制全球的霸权形象。

更有趣的是，作者尤其对特朗普政府砍掉对谷歌等科技公司的科技投入大为不满。文章抱怨，身为美国“创新自由主义”旗手的谷歌公司的前任高管竟然公开抱怨美国政府对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持不足，这将使美国“在10年内”向中国拱手让出该领域的主导权。

作者认为，“人工智能”的主要用途，正是“情报和安全”。

而另一方面，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近期恰好也刊出长文，曝光CIA等美国情报部门如何成为全球互连网和硅谷的奠基人，尤其是投入资金引导了谷歌公司的诞生和成长。

观察者网编译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纽约客》网站文章援引专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最新信息技术的风投公司in-Q-tel的数据称，在2016年美国政府在公开的人工智能项目上只投入了12亿美元，而中国政府在当前的五年计划中，已经向人工智能投入了150亿美元。

作者写道，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中国政府在研发各种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而这些人工智能的用途就是“间谍和安全”。

文章抱怨，在特朗普政府的2018年预算中，把科研投入削减了15%，即111亿美元。这使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在“智能系统”开发上的投入减少了10%。

去年11月，时任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长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华盛顿的人工智能与全球安全峰会上表示，由于美国减少基础科研的投入，中国10年内就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过美国。他说，“到2020年，中国就将会赶上来；到2025年，中国将比我们更好；到2030年，中国就会主导人工智能产业。”

施密特同时还担任美国国防创新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补充说，“（特朗普）禁止来自伊朗的人员入境，这是美国技术发展的障碍。伊朗培养了世界上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我希望他们在这里。我希望他们为Alphabet和谷歌工作。不让这些人入境真是疯了。”

资料图：谷歌母公司Alphabet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

近期，西方媒体还集中攻击中国在公共场合设置摄像头和加装人脸识别系统的做法，《纽约客》作者也采访到业内人士，该公司致力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原创技术、人脸识别、视频分析、文字识别无人驾驶、医疗影像识别等技术，文章特别提到该公司在公共监控上与公安局的合作。

谷歌和整个硅谷，美国情报机构投资的产物

谷歌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早已不是新闻，早在2013年6月斯诺登曝出“棱镜门”时，彭博社就刊出报道称，谷歌2009年就开始参与“棱镜”项目，除谷歌之外，微软、Mcfee等其他上千家美国高科技企业均与情报机构有各种合作。

而知名财经网站石英（Quartz）近期（2017年12月）更刊出长文，曝光谷歌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甚至要追朔到20年前，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就开始与硅谷紧密合作，尝试在互联网世界精准追踪个人，而这项合作的核心部分就是谷歌。

情报部门希望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在互联网上将公开数据与用户档案匹配起来，并以此为目的成立一家在公开层面上盈利的企业，这样就可以在服务大众的同时满足情报机构的需求。他们希望从一开始就主导“超级计算机革命”，以此掌握互联网世界中成千上万人类用户的行为。这项合作使得今天这种公私合营的巨大监控帝国成为可能。

这个关于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为何创立谷歌的故事，和今天大众所知的版本有所不同。

文章写道，国际互联网本就是情报需求的产物，在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了处理和传输大量数据而将四台超级计算机联接起来。十几年后，这个网络被交给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使得网络在上千所大学中普及，随后又向普通大众普及，最终形成了万维网。

硅谷也是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情报部门向学术界最具潜力的超级计算机开发工作投入资金，引导大规模信息处理技术的开发。

他们通过一项非机密的、高度独立的项目为这些计算机科学家提供资金，这些项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管理，被称为“大规模数字数据系统（MDDS）”项目。

这一项目，连同接下来数年内投入该项目的数千万美元资金，共同构成了硅谷的基础。

这种国家向私营领域投资的孵化创新体系帮助了像高通、赛门铁克、网景等等强大的科技公司，促成了多普勒雷达和光纤等产品的关键技术突破，这些领域对于像气象预报公司（accweather）、威瑞森（Verizon）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样的大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了将近90%的联邦资助用于大学基础的计算机科学研究。

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情报机构与大型商业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国家安全机构需要跟踪某些人和团体时，他们就知道该去找谁。这样的合作非常成功，也非常符合最初的目标。谷歌，就是其中的翘楚。

1995年，首批MDDS基金被授予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小组，他们当时正致力于用“query flocks”实现对复杂查询的优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拨款则与利用互联网建立数字图书馆项目有关，这是谷歌的另一个重要渊源。这些投资使得当时的两名研究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的研究进展迅速，同时他们在网页排名以及理解用户查询需求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谷歌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在谷歌崭露头角的最初几年内，负责这些情报项目的政府官员就定期与谢尔盖·布林会面，掌握他的研究进展。

布林至始至终没有“正式”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他只是斯坦福的一名研究人员，利用美国CIA和NSF提供的项目资金进行了研究。

实际上早在2006年就有相关说法出现，称谷歌多年来从情报界获得资助，并帮助国家反恐，但当时谷歌发言人对《连线》杂志的创始人约翰·巴特尔（John Battelle）澄清道，“与谷歌有关的（上述）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

《石英》总结道，CIA直接为布林和佩奇提供资金创建了谷歌吗？没有。但布林和佩奇正是得到国家情报机构的资助，并完成了情报机构期待的研究。